就因为印刷传媒与电子传媒哪个更象回事的话题，美国新闻界曾经发生过一场的未分高低的争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外勤记者库拉尔特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表了一通高论，他坚持认为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地方的电视台，能留给他的唯一印象，只是播音员的头发的颜色和发型。他说：“我们的大多数公民是从电视里获得消息的，千百万人正是从某一个人那里获得赖以生存的消息。但是，这个人的同事们却不相信他能准确地报道他下午的那场高尔夫球”，他接着说：“我希望我能为我们这个职业而自豪”。 底格律前新闻主任普拉托同意库拉尔的观点，但是他指出毛病出在电视台的管理层中间，他说库拉尔特忽视了“勤奋、合格的电视记者，他们在那里徒劳地奋斗。有许多优秀记者，他们正在努力。但是电视台决策层就是不让他们把事情管起来”。 当然，他这里谈的是体制问题，或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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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电视生态环境恶劣，同业竞争之激烈有目共睹，这里集聚了境内外一百多个电视频道，数不胜数的栏目节目抢夺着越来越有限的眼球，相互模仿，缺乏创新，使频道、栏目和节目几乎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进行生死大战，让观众产生审美甚至审丑疲劳。 实践告诉我们，注重创新、营销、品牌、策划和传播，能使我们走得更稳，也能使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品牌，让观众一看到我们，就能联想到广州的、城市的、开心的、岭南文化等的概念，就能有会心一笑是自己人的感觉，这些，恐怕比一时一事的收视率更扎实，也更持久。 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也就是和竞争对手的不同之处，不同之处越大，生存空间越大，成功希望越大，品牌效应越大。模仿没有错，山寨也自有山寨的理由，但我们的频道、栏目(节目)，毕竟要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有原创的勇气，包括面对原创失败甚至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勇气。 说到失败，我曾经问过前市委书记一个愚蠢的问题，当时他是市长，我问他：林市长，你心目中的广州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的回答很生气，他说：广州就是广州，它永远是自己的样子，不是我想它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学习和模仿湖南卫视、江苏卫视甚至TVB、BBC、NBC以及别的更牛的台，但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做回自己。 所以，我们要做符合自己品牌定位的一切事情；并且不断强调自己品牌的过人之处，作为传媒，电视需要保持自己的活跃形象以及影响力，与内容密切结合的专题策划尤为重要，如《广州好》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形象在城市各处闪现，不停地告诉观众：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要善于制造引人关注的社会热点，比方说亚运，比如说春运，又比如把市长请上元旦倒数的现场。总之，不要轻易改变你的定位，而是要用一切方法不断的强化它，让它深入人心。 在网上找了幅漫画，上面有几句话蛮有意思： 什么叫创新：别人没想到的事，你想到了。 别人想到的事，你做到了。 别人做到的事，你已经升级换代了!
东莞松山湖，鲜花盛开恍若亚运主办城市。 央视索福瑞(CSM)广东区域年会“新形势下的电视媒体竞争与发展”在凯悦酒店举行，省内电视台高层云集，包括省台的台长副台长。 CSM总经理王兰柱发表题为《正视挑战，超越竞争》的主题演讲，以往颇有些惊人之语的他这次非常平实。 他透露，近期中宣部刘部长和公安部孟部长批示，坚决打击利用样板户作假的行为。他说调查公司唯一要保密的就是样板户，原来CSM使用电信的固定电话回传样板户数据，容易被截获通过号码反查找到样板户，最近他们都改成GPRS了。 王兰柱指七月《人民日报》质疑收视率数据以后，“目前传言比较多，公安证实的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某些频道”。他呼吁大家不要相信歪门邪道，因为出问题的数据“非得给个数字的话可能连1%不到”。
据称是英国《每日镜报》记者罗伯特·弗丘的文章，这些天在网上疯传，同时，据说广州也要趁热打铁申奥了…… 如果是英国愤青的文章，那翻译的中国人真是天才了! 如果不是英国人的原创而是中国人民的杜撰，那——更天才! “场面专家”(“面子专家”？)的概念入木三分直取要害。 听到中国人放弃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消息时，我热泪盈眶，我双手举过头顶，朝东方跪下，并把身体伏在地上，哆嗦着感谢上帝。 我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整个伦敦，整个大不列颠，整个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在未来20年里，只要场面专家中国人不出手，整个银河系都不再会出现一届能被称为完美的，规模宏大的运动会了。 现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富裕，强壮，性感……想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不寒而栗。开幕式免费发放矿泉水的费用，就足够让英国政府破产。奥运村食堂的精美食物与我们的食物对比，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简直就是吃了一辈子屎……再看看刚刚结束的世博会，那蜂拥而至的观众潮，那美丽得吓人的一个个展馆，我只能承认我之前太没见过世面了。 在历史上，大不列颠政府得罪中国人的次数太多了，于是我们得到了报应。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抢来了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当时我们兴奋得像吃多了宫保鸡丁一样，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当了法国的当。2008年北京所做的一切都会让2012年的伦敦丢脸。想想那天空中映红半个世界的烟花，伦敦政府也许录下北京奥运烟火的声音，在2012年开幕式上时助助兴。视觉效果？对不起，我们的大屏幕会重放北京奥运烟火的盛况。全世界在比较了2008年奥运与2012年奥运后都会严重鄙视我们，鄙视我们这个号称创造了现代文明的国家。虽然2012年还没来，但囊中羞涩的我们连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还好，中国人放弃了2026年世界杯申办权。这对于正在申办2018年的英格兰，也许申办2022年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谁想在整运动会这件事上和中国人较劲，那就是找死。 这对于未来的英美领导人来说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不用再屁颠屁颠飞到北京，坐上几个小时等待中国新领导人的接见，还得担心是否在开幕式上被安排坐在伊朗或者朝鲜领导人身边，一不留神被揍一顿。 如果中国人正式提出申办，布拉特会放下手中一切事情飞往北京，亲手内定这一举办权，只要中国办，一切好商量。那些投票的执委，放心，他们绝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只要承诺在他们退休后可以移民中国，定居北京，那么中国肯定获得全票。 如果中国人举办世界杯，那么开幕式肯定不会像美国那样小家子气，请几个街舞小孩跳上半小时，至少会有五十万人统一舞出中国力量；意大利之夏的时装秀会从历史纪录中抹去，中国人会让全世界的模特穿上或不穿上最贵的衣服，秀得全场眼花；谁来唱主题歌？届时先进的医药技术会让中国人把杰克逊从墓中请出来复活五分钟，唱完最后一曲…… 谢天谢地，中国人让这一切仅存在于想像之中，他们放弃了申办，他们给全世界一条活路，他们让欧美强国能够有尊严的活着。我祈祷中国永不申办任何世界杯奥运会世博会了。
古石阳：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广州申办亚运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04年在多哈亚奥理事会大会上担任广州申亚陈述人 记：你全程参与了广州申亚，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难忘故事？ 古：申亚的故事，刘江南同志(广州市体育局局长)比我讲得好，哈哈。 当时我主要负责申亚报告撰写、翻译和申亚的陈述，迎接评估团。中间的确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记得申亚报告撰写的最后关头，也就是3月底，我跟市外办的同志，整整六天六夜连续奋战，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可能也就一个小时。3月26号还是25号，整整熬到天亮六点钟，报告开印了，我们才离开印刷厂。那是评估团来之前，我们3月底要把报告送到亚奥理事会。送完报告说评估提前了，4月要来评估了。那时候写完报告以为可以歇下来，谁料紧接着就要准备评估了。迎接评估的时候，我跟(陈)耀光同志(时任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分开的，他是负责整个城市的准备，我主要是负责陈述的准备。 我们当时从全省抽调了精兵强将，就是英语水平比较高，有一定资历和代表性的人，组成一个陈述团，包括电视台的尹捷。也封闭了接近20天。当评估团来到广州之前，我们搞了次演练，当时参加奥运会的专家大为惊讶，他说广州的人才不亚于北京。他也参与了申奥，也听了北京陈述团的陈述，听完广州人的陈述，大吃一惊。 在广州，当时我没有陈述，我做陈述大会的主持人。我也没经历过，生怕有什么闪失。但是在多哈亚奥理事会大会上的陈述是我做的。我记得大会前一天要给社会陈述，那天可能心情比较紧张，给我跳过了一段，放PPT的人跟不上，后来我才发现。但是在大会上的陈述没有出现这样的差错。实际上陈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最紧张的还是接受提问。很幸运的是，在亚奥理事会上的陈述之后，没有人提出问题，所以我们很快就通过了。但是后来的很多陈述，特别是筹办过程中的很多大会，那就要接受很多提问。到了筹办阶段我们已经对亚运会的知识和内在规律，对自身筹办的政策程序，心里也已有底，但申亚的情况不一样，心里没有底，比较紧张。 记：亲自出马担任陈述人，作为政府官员压力很大吧？ 古：现在政府里面，能够用比较正式的英语进行陈述的人不多。既然我是申亚其中一个负责人，有义务代表市政府进行陈述。我不用考虑别的因素或者别的负担。我记得在多哈陈述回来，我很多高校的老同事看到电视之后，他们说这个陈述人啊，肯定不是广州市政府的，不知道是哪个高校借来的，给他安一个职位，陈述完了就给他回去高校，哈哈! 记：广州争取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范例迪拜奖、亚运，您都亲身参与了而且都争取到了，你的运气很好啊。 古：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运气，这是广州的运气! 我们申请国际花园城市奖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三年一中变，刚刚办完九运会。广州经历了三年一中变之后，整个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人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条件，有“料”，才会成功。 后来的迪拜奖，推进整个社会全面发展，改善整个城市的环境，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已经是被社会和世界所公认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够成功。所以说幸运是广州的幸运。 申亚也是。几个候选城市中，广州作为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还有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这应该是亚奥理事会和亚洲各个奥委会对广州的信任。所以申办成功，不是我们申亚的具体工作人员的幸运，而是我们广州市广州人民的幸运，或者说有能力、有实力去获得这种成功。 记：筹办亚运和申亚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古：道路更加漫长，工作更加艰巨。申办，对我而言，主要是投入了半年时间；但筹办的时间就很长了，从2005年7月开始，当时我还不是组委会的成员，还在准备亚奥理事代表大会，那个时候算是我筹备工作的起点。 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现在还不到说这个的时候…… 记：撇开官员的身份，你会怎样度过广州亚运这段时间？ 古：我希望市民把亚运会当成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就像我们小时候过年一样——我们盼着过年，我们一年到头忙碌，到头就想让春节过得好。我们在筹办的这些年中，无论是参与筹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广大市民，都应该说经历了许多艰辛的过程。特别是整治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我们的普通市民都承受了很多不便。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过好年，我们也要做很多很多…… 看亚运，我首先就想把它看成节日，把它看成过年，看成小时候过年一样——我们在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也和亚洲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分享我们的城市! (古曾是大学老师，林树森当广州市长时，弄了很多大学老师进政府系统，他就是其中之一。在官员里，古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里，他应该是官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