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上午，许副市长到大学城的办公室视察，他也是组委会的常务副秘书长，负责组委会的日常运作。
　　原来觉得没我什么事，猫在卡座里写我的党校学习阶段总结，但很快有人跑进来叫我，说市领导特别点名要见挂职干部，于是给引见到许副市长面前，他是潮汕人氏，原来专攻建筑设计，从政以后主管过一段城市建设，再后来主管亚运筹办。据说经常到一线部门视察。别人把我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知道我来自电视台，对拍纪录片突然有了很大兴趣，说筹办阶段没有纪录下镜头很可惜，“很多人正在创造历史，但这段历史正在消逝”云云，我就随口建议可以委托某个电视机构做这样的事。
　　中午在饭堂吃免费的盒饭，看到许副市长也在，他的英语应该不错，跟2000美元/天聘请的老外顾问说了一通。

　　昨天和几位一起挂职的同学聊了聊，都有点迷惑——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不是太清晰。
　　我还参加了两次小型的国际活动。5月6日和7日，蒙领导安排旁听了两次新闻服务专题交流会，分别听取XX Sport公司和Xxnfostrada公司就新闻服务介绍相关情况，主讲的都是老外，深感英语之不足。
　　听了也是听了，整理了一下笔记，做了份简要的汇报给挂职的部门：
　　　　
1、粗浅的评估
(1)向注册文字/摄影记者和广电转播商提供新闻服务是大型运动会惯例，是吸引各国媒体广泛报道运动会的基础条件，亚运也不应例外。
(2)收集、更新参赛运动员简历是艰巨的任务，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是必然选择。
(3)国际上专业服务提供商为数不多，上述两家公司均有能力提供广州亚运要求的新闻信息服务。
(4)由于Xxfostrada公司有为多哈亚运和北京奥运服务的纪录，较XX Sport公司更熟悉亚运的运作和中国的情况。
(5)品牌蕴含商业价值，估计Xxfostrada公司索价会高于XX Sport公司。
2、几点建议
(1)把握好招标时机，此领域同行竞争非常有限，太迟会被专业服务提供商索取高价，运动会开始前1年半到1年为宜。
(2)专业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管理人员、运作规范和相应软件，一线操作的大约300—500人的受薪工作人员和志愿人员仍需亚组委派出，组委会内部各部门应有较充分的计划。
(3)谈判的关键在定制数据库的价值，收集、更新参赛运动员简历是专业服务提供商最主要的支出，所以他们提供的打包服务较项目分拆会更优惠。
(3)从节俭办亚运的理念出发，亚运可以考虑联合专业服务商提供收费的增值服务：①国内许多地方媒体有热情报道亚运，但缺乏专业的体育记者，如组委会联合专业服务商提供及时、专业的汉语专稿，则可以满足此类需要。②国内新媒体发展迅速，但内容供应跟不上用户需要，如组委会联合专业服务商向不同类型新媒体提供即时、特色的内容，则可以吸引如X国移动等运营商进行有效的商业合作。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4个月挂职时间不长不短，顺其自然吧。　　　　

　　大学城的路一圈一圈的，长得差不多，让我迷惑。昨天上班专门开了卫星导航，“道道通DDT”找不到办公室所在的中心体育场，将体育场标示为“中大食堂附近”，但可以正确地引路。
　　今天不需要卫星导航了，车开进大学城，发现几个女学生穿着白色文化衫，上面是红色的“我爱中国”——想起来，今天奥运火炬传到广州。回到办公室，也有一些女同事穿上红衣，表示支持奥运。我说：“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们的心是红的就行。”还在电视台的话今天会很忙，不过爱国爱在心里落实在行动，形式倒不必拘泥，所以，坐在办公室正常上班了。

　　昨天，一场豪雨过后，到挂职单位接受领导训话，在场的除了我们11个中青班同学，还有9名正式任命的局长、副局长。
　　许副市长要求大家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团队精神、旺盛的创新精神、高效的实干能力、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组织部长方常委号召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拼搏拼搏再拼搏，奉献奉献再奉献”。
　　会后有会，组织部余副部长主持挂职干部上任仪式，我们和分管的部长见面，各自把人带走。
　　从珠江新城出来冒雨跟车直奔大学城。15年来第一份电视台以外的工作就在大学城中心运动场的包厢开始。
　　中午挂职部门接风，晚上中青班同学聚会，都少不了喝酒——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名不虚传。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叶，我从粤北山区的中学，好不容易调入了广州的社会科学院，做文字编辑(居然是经济学的，呵呵)，也兼摄影记者。
　　参与《广州百科全书》的编纂，让我有机会拿着自己的“美能达”X300单反相机，骑着台湾出产的“爱德利”(后来人们叫“爱修理”)摩托车，跑遍广州的大街小巷，拍了很多很多反转片和负片。除了正式付印的作品，自己留下了大量的胶卷素材。
　　可惜后来没有认真保管，这批珍贵的胶卷发霉的发霉，划伤的划伤，辜负了自己当年一场辛苦。
　　今天，就在微微发黄的胶片中，追忆逝水年华吧。

　　1990年10月1日解放军广东预备役部队在广州东风路举行阅兵，阅兵台设在中山纪念堂对面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前的平台上。那次大概是广州“文革”后罕见的公开阅兵之一。拍摄的时候没想到，15年后，本人居然也都成了预备役军官。

　　1991年的广州南沙，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在那里建设码头等基本设施。当时我开着台湾产的“爱德利”摩托，冒着酷暑往返上百公里拍摄南沙。当时我也没想到，今天的南沙已经成为广州城区的一个部分，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滨海新城”。

　　　1991年广州火车站广场上迎接首届世界女足锦标赛的花坛，那天阳光难得地明媚，骑上摩托车跑上立交桥，违章（当时仍不违法）停车居高临下拍下这张照片。　

　　1991年首届世界女足锦标赛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行，图为团体操《金凤展翅》。弄张入门券不容易，记不起谁给的，总之是拍了一次运动会的开幕式，从那次比赛以后，女足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

　　1991年中秋前夕，广州著名老字号“莲香楼”热销广式月饼。拍完照片，“莲香楼”的公关经理还很客气，送我好几盒驰名方式月饼。好久好久没去西关那边，不知“莲香楼”还在不在。

　　1991年广州环市路区庄立交附近的街景，还能看到现在已经从广州绝迹的双层巴士行驶在大街上。这一带的建筑好像变化不算特别大，但我现在很吃惊，当时是爬到什么地方从高处拍下这张照片？

　　1991年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一带的风貌，著名的“天河城”和“正佳广场”还不见踪影，当时还是一片烂地。现在同时回忆不起来，我是爬上什么地方拍下这张照片，模糊中似乎是攀上一座在建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我不是恐高的吗？这样一想，更想不清楚。

　　1991年的广州大桥，完全没有今天车水马龙的景象。那时住在河南(广州的河南就是海珠区)，到东风路的东建大厦上班，每天骑摩托从广州大桥经过，人和车都少，尤其是1989年以后的1990年，冷清得很。现在广州大道和广州大桥天天堵车，有人写了首《广州大道》抒发堵车带来的复杂情怀。

　　1991年的广州洛溪大桥，车很少，不过已经开始收费。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还深感这座桥太平淡无奇，不知怎样表现它的雄伟。没想到洛溪桥后来一举成名，成为政府与民间博弈的标志性事件。动员过我的同事做了个电视专题，我起了个片名《第三只眼看洛溪大桥》，好像得过个什么奖。

　　1991年从洛溪大桥上俯瞰的番禺洛溪一带的田园风光，这里现在是一片楼盘。更加没想到的是，我住在这里。珠江三角洲水乡渐行渐远，留在胶片和记忆里。

　　1992年春节的广州教育路西湖路迎春花市，作为中心花市，这里的江湖地位一贯超然。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1992年的除夕，记得是和老字号BB一起去的，当时没有互联网，他当然也不知道自己日后会起这样一个广州特色的网名！2008年除夕和豉油主义逛教育路西湖路花市，却再找不到1992年花市那种浓郁的气氛——1992年，春节是大节日；2008年，春节只是长假的一天而已。

　　前些年签了两家图片公司，代理我的照片。我是比较懒的，很没耐心去整理拍回来的照片，所以拍回来的照片，不管是数码的还是胶片的，出游回来后往往束之高阁，一拖就是几年。
　　2005年夏末去的西藏，用当时新出的尼康绝版级光学单反相机F6拍了10多个反转片，冲洗出来以后一放就是这么多年，直到今年应图片公司的要求，把胶卷送去给他们扫描。
　　上面三幅就是图片公司选出来扫描的，感觉尼克尔20MM镜头底下的青藏高原山水浩荡，非常通透。

　　从党校搬回家里，睡眠质量不太好，除了几只精于游击作战的蚊子，怪来怪去最后怪到床垫上面，用了几年，可能部分弹簧失去弹性，不像党校的床软硬适中。
　　一怒之下跑去订了张床垫，按照涂教授的理论，专门挑了偏硬的型号。不便宜，独立弹簧的2000多差不多3000块钱，心想睡眠成本也不能弄得太高，选中了非独立弹簧的简约型，也要1000多块钱。
　　傍晚，床垫送到。一个湖南口音的民工，把床垫从电梯拖了出来，天，只是他一个人！把原来的床垫免费送了给他，他很高兴，一个人又把旧床垫搬了下楼。
　　终于睡上新床垫，没高兴多长时间——也许人和床互相太陌生，依旧辗转反侧，祸不单行，三只嗡嗡叫的蚊子居然又出现了……

　　在党校勤学楼1013房住了两个月，一至五，周末才回家。设备比较旧，但电脑、电视一体化机上网、看电视都很方便。单人床出奇地软硬适中，睡懒觉最好不过。
　　早上一般8点才起，能听到都市里少有的鸟叫，拉开窗户，可以看到内环路、星海音乐学院和远处的白云山。煮一壶开水泡一杯咖啡，顺手翻翻每天赠阅的《广州日报》，感觉真好。
　　8点半，下楼梯到4楼或5楼刷卡上课，和党校的老师“斗智斗勇”，亦不失为乐事一桩。
　　理论学习到今天结束了，上午总结。我想说：“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很难得，有这样的课程和老师很难得，有这样亲密无间的同学很难得，有这样民主、开放、讲真话的氛围很难得，……，我自己也很难得，承担起过去从未承担过的任务，比方说在大庭广众前发言，惊喜于自己的突破。”抢咪的人一如既往地多，没说成。
　　党校校长恭维我们说：“这是我们担任校长以后遇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班。”组织部副部长回应：“我们按照中组部最新精神挑选的，党校赞扬你们，我们很开心。”
　　下午挂职单位的组织人事干部到党校和我们见面，按组织部的说法是“把人领回去”，下周开始挂职锻炼，新的生活再次展开。

　　上午考试，三道题，包括政绩观、解放思想和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写1000－3000字的文章，我选了解放思想这道题。准备了手提电脑和中移动的EDGE上网卡，但没有派上用场，倒是昨天随手放进袋子的《中国新闻周刊》发挥了一定作用，提供了新闻风格的案例。刚开始就有状况，带去的笔居然都像才思一样枯竭了，只好装着上洗手间的样子去小卖部买了两支签字笔，接着上宿舍喝了一大口水，再返回课室继续埋头苦写。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的历史。三次解放思想其实一脉相承，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更优路径，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实践证明，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解放思想，也不会有科学发展。说得更直接一点，解放思想的力度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这是文章的开头，全文大体有2500多字。
　　交卷的时候，发现已经有将近10名同学率先完成。
　　总的说书写是体力活，一上午下来手疼得要命，毕竟好多年没亲手写那么多字了，呵呵。

　　2008年4月26日，我们继续去古村踏青。这次的参加者是巴士、老字号BB、土豆和吴老板，开了一台车，分别都做了一段司机。
　　早上出发，看了瓜岭村(E113°39′28″，N23°8′53″)、坑贝(背)村(E113°38′50″，N23°16′44″)、高村腊田布(E113°47′00″，N23°29′00″)，中午在朱村吃著名的朱村鸡饭，晚上回广州。

　　瓜岭村从广园快速路“新沙站”出，驶进一条蛮好的村道。这里的领导幽默得可以，在村委办公楼上弄了块“瓜岭村府”的牌子，显然很把自己当回事。
　　黄力生61岁，坐在自家院子里剪牛仔裤的线头，每条1毛钱。他的两个孙子在荔枝树爬上爬下，比老人还忙。老人说：“依家(现在)的细露(小孩)就识玩，边有(哪有)我地(我们)个趟(那辈人)勤劳。”黄伯说这条村子有三、四百年历史，从萝岗迁过来的。过去比较富裕，“红毛”(土匪)时不时来“标参”(劫持人质)，所以村里建了两座“炮楼”(碉楼)，因而有“一河两岸好瓜洲，高耸入云两炮楼”之说。但是这些年增城发展牛仔裤产业，污染严重，荔枝收成大受影响。村边的河水由清变浊，他的孙子们再没有下河游泳的乐趣。

　　现在的农村只剩两类人：老人和孩子。都说民工输出地例如湖南、四川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其实广东广州这个问题也很明显，古村里人去房空，老人和小孩勉强维持。只有大年和清明之时，回到老屋的青壮年才会为古村带来久违的人气。

　　从增城梅都路前行500米就是高村腊田布，这里的古村落群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熊家祠堂七进七间，可以想见当年真是威风八面，祠堂前的旗杆石记载着中科举的本族“精英”。
　　刘阿婆今年75岁，很早就嫁到这条村，她说熊姓是本村大姓，来自东莞，历史长得讲不清楚。下田种水稻让她得了严重的风湿，想干活干不了；牙齿基本脱落了，想吃什么也吃不了。她追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要来搞文明村？”我们不知怎么回答，于是她说：“唉，有钱就做文明村，没钱做鬼文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