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却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这是普希金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圣彼得堡是诗人之城，让人想起那些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作家以及音乐家，除了普希金还有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一代文豪，以及创作了《天鹅湖》的柴可夫斯基。圣彼得堡的凄美和忧郁哺育了俄罗斯文化。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城市，始建于1703年，9年后成为俄罗斯的首都，直到1918年。19世纪是圣彼得堡的皇族和贵族们的黄金年代，充斥着芭蕾舞和交际舞会，文学和艺术的讨论，还有茶和美味的鱼子酱。 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斯莫尔尼宫起义，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打冬宫。1918年莫斯科成为首都，圣彼得堡则在此前的1914年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直到1991年居民们投票恢复了这座城市最初的名字。 没有到过圣彼得堡就没有到过俄罗斯，正如没有到过莫斯科就没有到过苏联。 这是两座迥然不同的城市。圣彼得堡优雅、宁静、金碧辉煌，举手投足之间俨然欧洲贵族的气派；莫斯科的建筑风格充满着对革命年代和工业文明狂热的敬仰，除了克里姆林宫周边地区，坚硬、灰冷、高耸的现代建筑遮天蔽日。 没有彼得大帝就没有圣彼得堡，这位带领俄国走向富强之路的沙皇，青年时代隐姓埋名随贵族子弟遍访德国、荷兰、丹麦和英国学习造船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对荷兰的运河城市深深着迷，决意将建在沼泽地上用来对抗瑞典的“圣彼得要塞”打造成一座通往海洋的“水上城市”，一座北方的威尼斯。 总之，圣彼得堡就是彼得大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城。但圣彼得堡却不是因彼得大帝而得名。彼得大帝生于1672年5月30日，这天正好是圣徒彼得的纪念日，按照俄国的宗教传统，圣徒彼得是这天出生的所有人的守护神，所以彼得大帝就把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城堡、俄国的出海口以圣徒彼得命名以纪念自己的守护神。他认为：这个要塞就好像俄国出海的一根门匙，正如《圣经》中讲述的门徒彼得主管通往天堂的门匙一样。 圣彼得堡的规划称得上完美，那种完美你在今天的大多数城市都找不到。苏联时代重点发展莫斯科，当局的厚此薄彼却无意中为圣彼得堡留下了原有的风格，不像莫斯科被玻璃、钢铁、水泥和“妄想型”的雕塑所包围。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方向”，傍晚，我们的游艇从一个又一个桥洞穿过，向着芬兰湾驶去。船上的歌手唱着俄罗斯民歌，河面上闪着金光，沿岸古老的建筑物灿烂辉煌，东正教堂色彩绚丽的洋葱型圆顶，在夏日的蓝天下格外耀眼。看海、看河都在圣彼得堡，水道绝对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不论是乘搭运河上各种各式的观光船或在陆地上徒步旅游都是浪漫而难忘的经历。 所以圣彼得堡人有点瞧不起莫斯科人，觉得那儿没有深厚的底蕴，直到圣彼得堡居民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这儿人们的心情才好起来，“迁都”的传说一次比一次逼真。圣彼得堡现有人口475万，面积1400平方公里，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早3小时。每年的 6月11日到 7月 2日有极昼现象，号称“俄罗斯北方的首都”。 1992年初，尚未满40岁、刚刚退出克格勃的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副市长，翌年又兼任市政府的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圣彼得堡可说是权力仅在索布恰克一人之下。当时有记者问索布恰克：“您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克格勃？”索布恰克的回答是：“他不是克格勃，他是我的学生。” 普京在圣彼得堡经历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等惊心动魄的变化，经历并且参与了由苏联的极权和计划经济体制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又领导了圣彼得堡的市政府，从而积累了可贵的政治、行政和管理经验，包括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这对普京后来到莫斯科工作都是大有益外。任何政治首先都是地方的政治，有没有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担任行政首长的经历当然大不相同。成为总统的普京经常回到圣彼得堡，他在这里会见外国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 和别的圣彼得堡居民一样，普京没打算在莫斯科过一辈子，他的别墅建在夏宫附近，退休以后他一定会回到圣彼得堡，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初恋的地方，最喜欢地方。市郊波罗的海海滨的彼得夏宫，占地1000公顷，共有三个大花园、大小宫殿十多座，喷泉多达300个，目前开放的喷泉有174个，其中最大的喷泉群就在占地102.5公顷的下花园，这组喷泉群包括与狮子搏斗的力神及百多个雕像喷泉，全部镀金的雕像皆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最高的泉柱达20米，64个喷泉眼沿两座梯形瀑布流下，充满皇家花园的豪华气派。不过我觉得它的通往海边的林荫大道最迷人，高雅渗进了泥土和空气。 仿古打扮的乐手不停地演奏各国的乐曲，一时能够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一时也能听到海峡那边升旗的曲子。市区里有几家超大的国营商场，许多中国游客在抢购纪念品，一些东西想不到的便宜，我买了一个做工精细很有俄罗斯风格的花瓶，折算为人民币也就20块钱。 俄罗斯的夏天，白天长，夜晚短，随时让我有出外抓拍的冲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一片伟大的土地，历经磨难，人民依然热爱生活，对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的好奇保持着平静和友好，也许还有一点点的羞涩。 我只是过客，与俄罗斯人的交流大多限于眼光的默默对视，但他们的眼神令我难以忘怀，那份高贵而变幻莫测的笑意，还有油画般凝重的迷茫与怆悲。 他们中有舞蹈演员、机械厂的工人、沉默的农民兄弟，他们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融在血脉里，举手投足间不经意地流露，我相信他们总会实现不曾磨灭的强国梦，有一天，俄罗斯还是中国强大的近邻——虽然我也说不上这其中包含的福祸，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俄罗斯－苏联－俄罗斯毕竟在精神与理念上有一段割舍不断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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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韶关呆了二十几年——读书和工作，从没去过南雄珠矶巷。其实韶关离南雄也就百余公里，不是不想去，是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以为很愚蠢。 今年去也是为了工作，兴致却大了许多。想想也是，你看珠矶巷里游手好闲的绝大多数就像我似的城里人，吃饱了没事，开始关心以下的哲学命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珠矶巷给我解答“从哪里来”的疑问。珠江三角洲，许多人自称“珠矶后人”，即使他从未到过珠矶巷，或者对“珠矶后人”这个儒雅的概念不甚明晰，但这个说法民间很是流行。 没想到珠矶巷的名声如此大，南京外国语学校1997年初中招生考试，大概是面向散落在全球的华侨华人第X代的，其中有一道题，挺难的—— 我在南雄珠矶巷采访，听来一个小插曲：有个美籍华人在夏威夷旅行，遇上另一个华人，问起祖籍在何方。答曰：广东南雄珠矶巷。问者诧异：“珠矶巷?那么你的脚趾最后一只是重甲?”答曰：“如假包换!”随即脱鞋脱袜，果然如此。问者也急忙脱鞋脱袜一展示，也是重甲。这是珠矶人世代天成的特殊标记啊!于是，他乡遇故乡人，都说几十年没回祖籍故乡了，思乡之情顿涌心头，两个游子在异域抱头痛哭。 问：这段话是为了表达？请选择：A.为了表现中国人故土难离的陈旧观念； B.借以表达作者思念故土大陆的感情；C.为了表达中华民族凝重的乡土情怀。 广东土生土长，在B与C之间我都觉得为难，不知那些“黄皮白心”的孩子怎么样，想必更不明白。 为了找出一个符合主流意见的答案，特意翻书寻出一段解释，仅供参考：珠玑巷位于广东省南雄县城北9公里处，自唐朝丞相张九龄（即张昌）开凿梅关之后，成为梅关古驿道上一个南北交通的重要街镇。它是古代中原人民到南方经商或迁徙的中转站，现分布于珠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粤语方言群和小部分客家人均为其后裔。随着近现代史上的几次移民潮，珠玑巷后裔已分布于世界各地。 “中国人最初和最终的责任对祖先和后代尽心尽力”，宗族观念强，路线图才清清楚楚，我们“从哪里来”问题才回答得详详细细。 “珠矶后人”就是移民，因为战乱和各种原因从北方迁徙到南方，扎下根来成为广府人，珠矶巷代表着一种难忘的仪式，进来之前是北方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等，走出去以后脱胎换骨，已经变为如假包换的岭南人氏，于是，珠矶巷成为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圣地——流浪部落的精神家园。 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也有共例，比方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移民们为了记住飘洋过海的经历树立的标志，没进到哈德逊河口，你还是英国人荷兰人，过了自由岛，移民局在你的表格上“啪”盖上戳，恭喜，你就是美国人啦，所以自由岛建起自由女神像加以永久纪念。 移民的作用很值得尊重，潘光旦说过：南方人有比较进取的品性，而这种品性在客家人(注：指移民)中表现得最强有力，由此可见，粤人性格的形成从移民群体的品性中得益尤多。现在也如此，没有新移民，没有外地民工，就没有广东的繁荣。 进一步发挥，打死孙志刚的广东人肯定不对，你不过是早一点(也就几个世纪吧)从北方南下而已，那时候岭南的土著居民也没问你要“暂住证”呀，对不对？ 扯远了，讲回到珠矶巷，这里人的面相很奇特，尤其是老人，与岭南人种有明显的不同，不听口音，你说他是陕北(或是北方随便哪里)老农没人不信，不过小孩就已经相当岭南化了。呆在韶关的时候已经知道南雄民风纯朴，到珠矶巷一看，果然比粤北其他地方的人们要文化一些，毕竟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来的大户人家，底蕴厚实多了。 不过《城市画报》的一位朋友，南雄人，在那里读的小学中学，他倒以为珠矶巷已不复古风，“充斥着劣质的雕塑和族谱”，说这话时他一脸怅然，有家园已经远去的神情。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王国的首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最大城市、北欧第二大城市。它位于波罗的海西岸、梅拉伦湖入海口，70多座大小桥梁把市区的14座岛屿和一个半岛联为一体，所以又称“北方威尼斯”。 斯德哥尔摩在英语里原意是“木头岛”，始建于公元13世纪中叶，据说当时这里的建筑大多由木头建造。由于斯德哥尔摩地理位置适中，气候温和，环境优美，在1436年被瑞典王国定为首都。 斯德哥尔摩融合了古香古色的风貌和现代化城市的繁荣，但我喜欢的还是它的老城区。 老城区是游客必到之处，大街小巷都用石头铺筑，最宽处不过5、6米，最窄处恐不足1米，所有车辆自然都无法通行，游人们兴高采烈地挤来挤去。那些古老的店铺出售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纪念品。 瑞典王宫、皇家歌剧院、皇家话剧院、议会大厦以及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等都聚集在老城区，北欧的深秋，总让人有一抹如烟如梦的不确定感。 如果时间再过去一点，每年的12月份，北欧隆冬的深处最深处。12月10日，这座安静的海滨城市突然变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这一天就一件大事，著名而神秘的诺贝尔奖就要在斯德哥尔摩向外公布了。 我曾经在波罗的海东岸的俄罗斯领略过整日被阳光沐浴的奇妙，但仍然无法想象北欧的隆冬，每天生活在黑暗当中；无法想象裹在深色大衣里的人们匆匆走过积雪的街道，朝着早已经亮起灯的家快步走去；无法想象斯德哥尔摩下雪以后的景色，以及不时掠过的北极光。 就在这个时候，按照斯德哥尔摩居民和富商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诺贝尔奖，就要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了。诺贝尔的遗嘱这样写道：“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5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作为一国之都，斯德哥尔摩是庄重的，同时有淡淡的孤独和忧郁，这是我的感觉。幸运的是，孤独和忧郁为斯德哥尔摩造就了著名的诺贝尔奖，这也是我的感觉。 诺贝尔一生没有娶妻生子，一辈子在欧洲流浪，这是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我的家。” 所以生前与死后，这位斯德哥尔摩人都是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据说曾有3位女性进入这位富商的生活，但一位早逝，一位无缘，一位无知而负心，诺贝尔的爱情生活最终如他的故乡斯德哥尔摩的冬季，暗藏着的那种孤独和忧郁。 青年时代，诺贝尔曾在巴黎与一位法国姑娘有过短暂的热恋，不幸的是，那位姑娘不久猝然病逝。 43岁时诺贝尔对奥地利大元帅弗兰兹•金斯基伯爵之女伯莎，也就是他的秘书一见倾心，无奈她已心有所属。最终，他们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后来，伯莎成为著名女作家、世界和平运动先驱之一，这里要提一句，诺贝尔就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斯德哥尔摩以至北欧不少多愁善感的人们都信奉人道主义与世界和平。 1876年诺贝尔到奥地利进行商业旅行时，在一家花店里邂逅了卖花女索菲，此后他们维持了近15年的关系，诺贝尔为她买了一幢漂亮的别墅和华丽的公馆，但挥霍而放荡的索菲最终使诺贝尔对她死心。 这倒好，诺贝尔卖炸药积蓄下来的巨额家产没有后人可以依法继承，于是才有了世界上最知名的诺贝尔奖。由此可知，历史上偶然因素的巨大作用不应被小看和轻视。 瑞典人乐于承认自己是“北欧海盗”的后代，经商上确实有胆色、有眼光，诺贝尔奖经营得非常红火，除了奖项深远的意义和科学上的价值，运作上也有不少奥妙之处： 在颁奖那一刻之前，没有人知道幸运儿是谁。虽然最终结果总是让人们(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失望，虽然获奖的人和他们的成果总是引起人们(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争议甚至抗议，但每年的12月，人们(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却总在期待揭晓的瞬间。这一点像“奥斯卡”，每年我们都希望中国的电影获奖，每年我们都总是失望，每年我们都是不再期待，但每年我们都围着电视收看，让神秘结果的公布再一次伤我们“脆弱的心”。 以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图书销售最多的国家，诺贝尔作家的名著成为瑞典人最通常也最受欢迎的圣诞礼物。不用说，诺贝尔奖提高了瑞典的国际地位，就好像2008年奥运即将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样，不过，斯德哥尔摩的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还是不忘拿诺贝尔奖作为调侃的对象：“瑞典有什么？我们有沃尔沃汽车，我们有北欧冷菜席，我们有网球明星Bjornborg，我们还有诺贝尔奖──没有诺贝尔奖就没有我们。” 但是，诺贝尔颁奖礼真对得起全球眼巴巴盼着它的万千观众，独有的张力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眼球经济年代最值钱的东西。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这座“距离北极圈最近的希腊神庙”被来自全球不同媒体的电视台、电台、报社的记者以及他们的镜头包围，负责保安的便衣警察紧张不安地在台阶上踱步，突然，瑞典皇室成员、瑞典政府要员、瑞典各界名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们、博士们、著名的作家们鱼贯而入，最重要的时刻到来，本年度诺贝尔奖的得主们闪亮登场，发表他们或长或短的演说。可精彩总是别人的，中国人怎么高兴得起来──迄今为止，兴高采烈捧奖的，居然没有一位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府)认可的乡亲!不说四大发明也罢，改革开放以后，咱们中国人走出国门一看，包括到斯德哥尔摩一看，咱们许多东西不比别人差呀，为什么到如今就是没能取回个“诺贝尔”光宗耀祖呢？ 但美食誉满全球的中国人至少可以研究一下诺贝尔颁奖礼的菜单，你看，他怎么厉害就是没敢设个诺贝尔美食大奖，要不我们中国早破获奖“零的记录”了。接着说诺贝尔的盛大宴会，拟订菜单的准备工作每年4月份开始，由10位厨师向诺贝尔基金会递交提案，然后把挑选范围缩小到3份菜单，并由10余人在9月份进行品尝。好不容易选定主菜和甜食之后，他们还要品尝配餐的葡萄酒以及最后的甜食，甜食通常是点着焰火、光芒四射的冰琪琳。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猪肉是禁止上桌的。最近10年宴会非常强调展示瑞典的精美菜肴，比方说鹿肉之类。但是偏偏大奖的始作俑者──诺贝尔并不喜欢油腻的肉炖土豆等典型的19世纪瑞典菜肴，据传他唯一喜欢的只是瑞典馅饼，这样说来，他的遗嘱没给菜单“定调”真是瑞典人的幸事，否则每年诺贝尔盛宴中都是瑞典馅饼唱主角不是非常单调？ 现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餐厅里每天供应诺贝尔大餐，厨房和大厨“如假包换”，价钱不菲，但爱吃的广东人就有口福了。斯德哥尔摩有许多“麦当劳”，市政厅附近就有，它解决了我的温饱问题，虽然既不浪漫也不热烈，但“麦当劳”吃得朴素吃得踏实，全球同此口味，即便哪国外语全不灵验也没有任何麻烦。 我们下榻的旅馆是海边的一艘船，据说它非常著名。船舱窄小，住得不算舒服，但胜在周围风光一流，离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老城区不远。下着小雨的夜晚，沿着海边古老的石头路散步，一路走去，从两对不畏寒的情侣身后绕过，很快就能看到市政厅塔尖上的灯光，每年12月10日，这是地球上光芒最是闪亮的地方。
第一次踏足瑞典，第一次踏足它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我想象不出，在18世纪的时候，哥德堡和广州如何能够跨越相距如此遥远的时空——互相找到对方并且建立起充满传奇色彩的经贸交往。 1731年值得永远记取，这一年，这两座城市开通了海运航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把分别位于北欧和东方的两座港口城市连接在一起。时光流逝，它们的联系一直延伸到现在。冥冥之中或许有些东西让这两座城市的人们感到亲切，让生活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感受到了交往的乐趣。 当广州的人们进入下午繁忙工作的时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的哥德堡才刚刚天明，8个小时的时差、1万多公里飘洋过海的距离，或许会使人们忽略了这两座城市的相似点： 哥德堡位于瑞典西部，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哥德堡比同纬度的其它地区温暖。广州气候温润，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穿城而过，在离城市不远处注入南中国海和浩瀚的太平洋。和广州非常相像的是，哥德堡同样有一条大河——哥德河在城市中心流淌，然后向西注入大西洋。 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哥德堡和广州就命中注定和江河、海洋、港口和海外贸易密不可分，城市的居民们保持着港城独有的开放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两座城市的名字被来自海外的船长、水手和商人们用不同的语言热烈称赞，这里输出的商品和艺术品在世界各地流传和珍藏。 380年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右手一指，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部的哥德河畔，哥德堡市被恩准建立。 建立之初的哥德堡就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市政委员会由10个荷兰人、7个瑞典人和1个苏格兰人组成。不久，哥德堡很快从军事要塞发展成为航海和商贸城市。瑞典的船队可以从哥德堡启航，直驶大西洋，抵达世界各地。 今天的哥德堡依然是瑞典的工业中心、北欧最大的港口。 哥德堡的造船业在欧洲造船史上曾经声名显赫，18到19世纪不少远航全球的瑞典船只都是这里建造的。我们从城区坐船到位于哥德河北岸的新地船厂，沿岸可见许多巨大的船坞和北欧森林一般的吊机，随着20世纪欧洲造船业的衰落，这些曾经令哥德堡人非常自豪的造船厂已经沉寂，如今，哥德堡著名的产品是“沃尔沃”汽车、“哈苏”相机，还有新地船厂正在制造的“哥德堡Ⅲ号”。 新地船厂和有名的“沃尔沃”游艇俱乐部相邻，船坞上正在按照传统工艺紧张施工的就是哥德堡人的宝贝——“哥德堡Ⅲ号”仿古帆船，它的原型是建于1738年的著名瑞典商船“哥德堡Ⅰ号”，它航行的目的地也是18世纪“哥德堡Ⅰ号”曾经远航过的目的地——中国广州。 18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在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神秘的中国哲学、建筑和艺术令欧洲人异常着迷。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磊原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按照他的分析，“十七世纪中的康熙时期，中央政府就在广州设立了粤海关。这一时期广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英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商船纷纷来此贸易，并且获得惊人利润。中国市场巨大的诱惑力同样吸引着北欧国家瑞典，富有冒险传统的瑞典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 1731年6月14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哥德堡成立，公司有三位股东，他们获得了瑞典国王的特许，成为瑞典唯一一家可以与好望角以东的所有港口进行贸易的瑞典公司。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随之开辟。从1732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共组织过132次亚洲之航，其中只有3次到达印度，其余都以中国广州为目的地。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旧址已经成为哥德堡市政博物馆，里面收藏着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傲视群雄的往昔。当年的气派今天我们还能领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东印度公司的建筑是老城区里最好最豪华的，站在窗前，俯视从其门前流过的运河在秋日下闪烁不停，你能感觉到微微的海风，还有正在呼吸的、活的历史。 当年，中国的商品运抵哥德堡后通过门前的运河直达东印度公司门前，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急不可待的人们随即在二楼的大厅举行商品拍卖，开价与应价此起彼伏，竞拍场面热闹非凡。 瑞典新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他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在18世纪，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别的国家先进，当时瑞典迟到欧洲的潮流就是穿中国服饰，用瓷器来吃饭，所以中国的商品不用担心卖不出好价钱”。 拍卖结束以后，商人们带着自己的收获一哄而散。哥德堡海运发达，运河也可通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国的时髦货品通过这里向瑞典乃至全欧洲扩散。一段日子以后，达官贵人们才有资格光顾的商店里，老板神秘地向尊贵的主顾出示“Made in china”的商品，当然价格不菲——你要知道哥德堡人已经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子”! 真相的确令人吃惊，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赚取的利润竟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所以，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哥德堡的发展，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哥德堡人为什么要重建“哥德堡号”——因为它始终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在哥德堡，我们到过史凯尔船长的家，郊外一所被白桦林围绕着的两层老宅。九十高龄的船长沉默寡言，他指了指客厅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祖先从广州带回来的一件家具——装饰着中国仕女图案的黑漆柜子。他的儿子卡斯腾•史凯尔，哥德堡一间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一旁解释，哥德堡许多有名望的家族都与东印度公司渊源深厚，像他的家族，“1731年至1803年，也就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昌盛的时期，家里有50个亲戚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工作，他们都到过中国，其中有三个死在广州，有一个死在路上。”他说自己的父亲跑船的时候几乎到过世界上所有的港口，最可惜的就是没有到过中国，没有到过广州。卡斯腾•史凯尔请我们在他父亲的留言本上留言，一边打听广州的情形，言谈中流露出浓浓的向往。船长的留言本上有各种各样文字的留言，在我们之前唯独没有汉字的。和史凯尔父子告别的时候，我看到年迈的船长笼罩在金黄色的夕阳里，他一直没有说什么，但我好像触摸到了老人的心思——那里有他的海、他的船，以及他一辈子没有到过的中国。 瑞典东印度公司耗费巨资建造的“哥德堡Ⅰ号”商船建于1738年，是这家公司38艘远洋商船中第二大船只，船上有140多名船员，并装备有30门大炮，大炮是用来驱赶海盗的，但瑞典人并不讳言自己是北欧海盗的后代，海上闯荡惯了，所以胆子特别大。瑞典新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当时建“哥德堡Ⅰ号”耗费了瑞典1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很大的投资和冒险。当然瑞典人也很有商业头脑，“哥德堡Ⅰ号”赚得的超额利润证明了投资者长远的眼光。 “哥德堡Ⅰ号”在短短几年间先后三次远航广州，第一次是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第二次是在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最有名的是第三次，在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 1743年3月14日，“哥德堡Ⅰ号”从哥德堡出发，开始它第三次广州贸易之旅。像前两次一样，它在西班牙卸下木材、金属等本国特产，换取当地的白银，然后绕过好望角，一直向东方航行。 长达数月甚至一两年的海上航行，没有足够的淡水是一大问题，当时很多船员以喝酒来代替喝水。船上养了一些家禽和牲口，高级船员有良好的伙食，但普通船员就没有这么幸运。尤兰乌勒芒说：“你们可以看到货监、牧师、船长等在一起吃饭，他们用的餐具是很好的，而且随船还带着活的牲口——鸡、鸭、牛、羊，供他们享用。其他船员就吃得不好，没有水果, 没有蔬菜。因为缺少维生素而掉光了牙齿。” 尤兰乌勒芒一点没有忌讳“哥德堡Ⅰ号”上的不平等现象。这位身子骨还很壮实的老头看不出已经八十多岁，他是瑞典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高级顾问，经常从事义务讲解员的工作。 1743年8月29日，“哥德堡Ⅰ号”抵达印尼爪哇。根据随船牧师彼特霍尔莫兹的日记记载，由于食物和淡水严重匮乏，加上疾病的折磨，船上已有21名水手丧生。 “哥德堡I号”经过单调乏味的长途跋涉，从南中国海进入珠江，1744年9月8日，水手们终于眺望到远处的琶洲塔，欣喜若狂，因为目的地广州就在眼前。 “哥德堡I号”停泊在黄埔古港，水手们忙于补充淡水和食物，并且尝试广州人“饮早茶”的美妙之处。商人们却马上带上他们的白银奔向黄埔直街、十三行等多处集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购回瓷器50多万件100吨、茶叶370吨以及大批丝绸。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都是当时欧洲人最喜欢、最流行的商品。 在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遗迹随处可见，它和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早已融为一体。 南海神庙位于黄埔，公元594年由当时的中国皇帝下诏兴建，是一座祭祀海神的官方庙宇。漫长的历史当中，中外船舶在广州出海之前，一定要到这里祈求一帆风顺，海不扬波。 和南海神庙隔江遥遥相望的黄埔村，已经被考古学家们确认为黄埔古港的遗址所在，黄埔古港是明清广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以来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港口。 广州叫黄埔的地方很多，但黄埔村应是这个地名最早的出处。说来还有一段掌故，话说黄埔村原本叫“凤浦”，清代的时候这里停靠了许多外国商船，外国人发音不准，老是把“凤浦”说成 “黄埔”，久而久之，原来的“凤浦”反没人叫了，终于成了“黄埔”村。 现在的黄埔村仍是一派古朴景色。村中保留的大量遗迹和文物，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世代繁盛，见证了黄埔古港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也见证了广州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在文物专家的眼中，黄埔村俨然是一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活的博物馆，这里的建筑风格和哥德堡东印度公司迥异，但访客的感受完全可以对接——最有价值的历史就存在于当下人们的内心。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林家劲带我们来到这里，比划着向我们描绘当年的黄埔古港：“当时这里有很多外国商船进入内河进行贸易，因为这里是个海关关卡，所有外国商船要通过这个关卡才能进入广州。这个地方当时除了海关关卡以外，还有兵营，还有一些外国仓库都在这一带。” 黄埔古港原称酱园码头，现在岸边仍保留一条“海傍街”，从前紧靠码头，是一个繁闹的集市，商铺林立，现在村民建房还不时挖出当时的木桩和桩基。附近散落着大量的石碑和外国海员、商人的墓碑，并有多种文字的碑文。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余定邦教授解释：“这些墓碑的存在就说明当时这个港口在‘一口通商’时代，很多外国商人来这里经商，他们不是简单地一来就走，有些还比较长时间留在这里经商，才使得有部分商人在这里去世后葬在这里。” 瑞典船长史凯尔的三位先人应该就是长眠在这里。 黄埔直街是当年重要的贸易区，现在大体还能看出清代末期街道的特色，这里原来还有许多庙宇，都是与航海和海外贸易有关的，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的碑记记载着清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征税的重要史料。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教授杨万秀喜欢用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清代时广州的外贸有了很大的发展，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实行‘一口通商’，各个国家来中国贸易都要来到广州，经过广州海关。在1757年来广州的外国船舶是9艘，到了1836年达到199艘之多。” 黄埔古港兴旺发达的时候，正是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是近代西方商人津津乐道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英国人威廉•希克1769年来过广州，他对广州赞不绝口：“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除了瑞典的“哥德堡号”，黄埔古港还停泊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等外国商船，在这段日子当中，有谁敢不承认广州“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平心而论，这段辉煌的历史广州的博物馆里也有展示，却总不如香港历史博物馆介绍得详尽。谭兆璋说：“广州和香港都得益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才繁华起来，广州历史悠久，香港的历史却要短得多了。”谭兆璋原是一家美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裁，因为喜欢收藏和研究地图，干脆自己成立了马可波罗地图馆，自称为“图行者”舍弃了“奔驰”每天坐地铁、“巴士”为地图奔忙。他收藏的西方地图中，就有不少广州当年的面貌，在哪儿都难得一见：“这张是1740年西方人的画，可以看到大的商船已经登陆广州，那时候有十几个国家在广州设立商社，大的买卖通过这个口岸交易，一幅非常繁荣的商贸活动的景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站、西方的终点站就是在广州。” 广州素有重商传统，说哥德堡人的胆子大，广州人的胆子其实也不小。我们在瑞典看到的清代中国瓷器，上面居然像模像样地描画着欧洲人的国旗和家徽，这种就是“订烧瓷”——按照客户的订单和要求进行生产。有古书记载：“欧重华彩(欧洲人喜欢浓重的彩色)，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没有图案的白瓷)，运至粤垣(运到广东)，另雇工匠，依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今海珠区)，开炉烘染，制成漆器，然后售之西商(卖给西方商人)。”可见广州人的脑筋很灵活，而且颇为遵守国际上的商业规范，这也难怪哥德堡人会不远万里踏浪而来了。 开放始终是广州城市传统中最值得珍视的特质。2002年一家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居民中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地居民都认同广州是其中最开放的城市。 回望这座城市的历史，广州一直是中国向世界敞开的一扇或明或暗的窗口。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疯狂、封闭的岁月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俗称广交会)也没有中止过。 瑞典商人与广交会有不解之缘。1955年第一届广交会上，就是一位瑞典商人拿到了第一张入场券。瑞典商人可可扎从1966年开始参加广交会，以后每期必到，没有一届缺席，至今他还保留着当时获赠的“小红书”，到处向人炫耀。 黄埔村和黄埔古港，来自遥远欧洲的“哥德堡号”曾经在这里停泊。珠江如玉带般在琶洲塔和一望无垠的万亩果园旁缓缓流过。不远处，一座超大型的现代化建筑——广州国际会展中心悄然崛起，根据可靠消息，广交会未来将迁到这里举行。历史走了一圈，“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现代国际贸易盛会又在黄埔古港一带找到了交汇点。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Ⅰ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 1745年9月12日，“哥德堡Ⅰ号”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离开哥德堡30个月的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的陆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Ⅰ号”船头触礁随即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Ⅰ号”凯旋的人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未有任何伤亡。 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Ⅰ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这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它最后沉没在南非，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关闭。世界上有过许多东印度公司，但哥德堡人希望大家了解这段历史：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 时光流逝，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哥德堡Ⅰ号”和船上2/3的货物长眠海底，默默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1984年，瑞典的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沉睡海底的“哥德堡Ⅰ号”残骸。当时发现古沉船的潜水员塞弗林松和我们乘船出海，在8号灯塔附近的海面上，他回忆道：“我们当时挖掘至水底1.5米深的地方。在发现沉船残骸时，残骸上覆盖着20厘米厚的淤泥。在灯塔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些包装货物的箱子。在残骸中，我们发现了许多陶瓷碎片和一些完整的陶瓷，还有茶叶和其他一些货物。”这次潜水考古使古沉船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引起哥德堡人浓厚兴趣。 1986年开始，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发掘工作持续了近十年，打捞上来4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9吨重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大部分具有中国传统的图案花纹，少量绘有欧洲特色图案，显然是当年“哥德堡号”为特定客户专门订购的 “订烧瓷”。更加让人们吃惊的是，打捞上来的部分茶叶色味尚存，至今仍可放心饮用。哥德堡人将一小包茶叶送回了它的故乡广州，供广州博物馆公开展出。 “哥德堡I号”的考古发掘直接导致了东印度公司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