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踏足瑞典，第一次踏足它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我想象不出，在18世纪的时候，哥德堡和广州如何能够跨越相距如此遥远的时空——互相找到对方并且建立起充满传奇色彩的经贸交往。
1731年值得永远记取，这一年，这两座城市开通了海运航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把分别位于北欧和东方的两座港口城市连接在一起。时光流逝，它们的联系一直延伸到现在。冥冥之中或许有些东西让这两座城市的人们感到亲切，让生活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感受到了交往的乐趣。
当广州的人们进入下午繁忙工作的时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的哥德堡才刚刚天明，8个小时的时差、1万多公里飘洋过海的距离，或许会使人们忽略了这两座城市的相似点：
哥德堡位于瑞典西部，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哥德堡比同纬度的其它地区温暖。广州气候温润，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穿城而过，在离城市不远处注入南中国海和浩瀚的太平洋。和广州非常相像的是，哥德堡同样有一条大河——哥德河在城市中心流淌，然后向西注入大西洋。
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哥德堡和广州就命中注定和江河、海洋、港口和海外贸易密不可分，城市的居民们保持着港城独有的开放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两座城市的名字被来自海外的船长、水手和商人们用不同的语言热烈称赞，这里输出的商品和艺术品在世界各地流传和珍藏。
380年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右手一指，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部的哥德河畔，哥德堡市被恩准建立。
建立之初的哥德堡就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市政委员会由10个荷兰人、7个瑞典人和1个苏格兰人组成。不久，哥德堡很快从军事要塞发展成为航海和商贸城市。瑞典的船队可以从哥德堡启航，直驶大西洋，抵达世界各地。
今天的哥德堡依然是瑞典的工业中心、北欧最大的港口。
哥德堡的造船业在欧洲造船史上曾经声名显赫，18到19世纪不少远航全球的瑞典船只都是这里建造的。我们从城区坐船到位于哥德河北岸的新地船厂，沿岸可见许多巨大的船坞和北欧森林一般的吊机，随着20世纪欧洲造船业的衰落，这些曾经令哥德堡人非常自豪的造船厂已经沉寂，如今，哥德堡著名的产品是“沃尔沃”汽车、“哈苏”相机，还有新地船厂正在制造的“哥德堡Ⅲ号”。
新地船厂和有名的“沃尔沃”游艇俱乐部相邻，船坞上正在按照传统工艺紧张施工的就是哥德堡人的宝贝——“哥德堡Ⅲ号”仿古帆船，它的原型是建于1738年的著名瑞典商船“哥德堡Ⅰ号”，它航行的目的地也是18世纪“哥德堡Ⅰ号”曾经远航过的目的地——中国广州。
18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在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神秘的中国哲学、建筑和艺术令欧洲人异常着迷。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磊原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按照他的分析，“十七世纪中的康熙时期，中央政府就在广州设立了粤海关。这一时期广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英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商船纷纷来此贸易，并且获得惊人利润。中国市场巨大的诱惑力同样吸引着北欧国家瑞典，富有冒险传统的瑞典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
1731年6月14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哥德堡成立，公司有三位股东，他们获得了瑞典国王的特许，成为瑞典唯一一家可以与好望角以东的所有港口进行贸易的瑞典公司。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随之开辟。从1732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共组织过132次亚洲之航，其中只有3次到达印度，其余都以中国广州为目的地。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旧址已经成为哥德堡市政博物馆，里面收藏着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傲视群雄的往昔。当年的气派今天我们还能领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东印度公司的建筑是老城区里最好最豪华的，站在窗前，俯视从其门前流过的运河在秋日下闪烁不停，你能感觉到微微的海风，还有正在呼吸的、活的历史。
当年，中国的商品运抵哥德堡后通过门前的运河直达东印度公司门前，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急不可待的人们随即在二楼的大厅举行商品拍卖，开价与应价此起彼伏，竞拍场面热闹非凡。
瑞典新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他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在18世纪，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别的国家先进，当时瑞典迟到欧洲的潮流就是穿中国服饰，用瓷器来吃饭，所以中国的商品不用担心卖不出好价钱”。
拍卖结束以后，商人们带着自己的收获一哄而散。哥德堡海运发达，运河也可通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国的时髦货品通过这里向瑞典乃至全欧洲扩散。一段日子以后，达官贵人们才有资格光顾的商店里，老板神秘地向尊贵的主顾出示“Made in china”的商品，当然价格不菲——你要知道哥德堡人已经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子”!
真相的确令人吃惊，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赚取的利润竟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所以，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哥德堡的发展，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哥德堡人为什么要重建“哥德堡号”——因为它始终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在哥德堡，我们到过史凯尔船长的家，郊外一所被白桦林围绕着的两层老宅。九十高龄的船长沉默寡言，他指了指客厅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祖先从广州带回来的一件家具——装饰着中国仕女图案的黑漆柜子。他的儿子卡斯腾•史凯尔，哥德堡一间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一旁解释，哥德堡许多有名望的家族都与东印度公司渊源深厚，像他的家族，“1731年至1803年，也就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昌盛的时期，家里有50个亲戚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工作，他们都到过中国，其中有三个死在广州，有一个死在路上。”他说自己的父亲跑船的时候几乎到过世界上所有的港口，最可惜的就是没有到过中国，没有到过广州。卡斯腾•史凯尔请我们在他父亲的留言本上留言，一边打听广州的情形，言谈中流露出浓浓的向往。船长的留言本上有各种各样文字的留言，在我们之前唯独没有汉字的。和史凯尔父子告别的时候，我看到年迈的船长笼罩在金黄色的夕阳里，他一直没有说什么，但我好像触摸到了老人的心思——那里有他的海、他的船，以及他一辈子没有到过的中国。
瑞典东印度公司耗费巨资建造的“哥德堡Ⅰ号”商船建于1738年，是这家公司38艘远洋商船中第二大船只，船上有140多名船员，并装备有30门大炮，大炮是用来驱赶海盗的，但瑞典人并不讳言自己是北欧海盗的后代，海上闯荡惯了，所以胆子特别大。瑞典新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当时建“哥德堡Ⅰ号”耗费了瑞典1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很大的投资和冒险。当然瑞典人也很有商业头脑，“哥德堡Ⅰ号”赚得的超额利润证明了投资者长远的眼光。
“哥德堡Ⅰ号”在短短几年间先后三次远航广州，第一次是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第二次是在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最有名的是第三次，在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
1743年3月14日，“哥德堡Ⅰ号”从哥德堡出发，开始它第三次广州贸易之旅。像前两次一样，它在西班牙卸下木材、金属等本国特产，换取当地的白银，然后绕过好望角，一直向东方航行。
长达数月甚至一两年的海上航行，没有足够的淡水是一大问题，当时很多船员以喝酒来代替喝水。船上养了一些家禽和牲口，高级船员有良好的伙食，但普通船员就没有这么幸运。尤兰乌勒芒说：“你们可以看到货监、牧师、船长等在一起吃饭，他们用的餐具是很好的，而且随船还带着活的牲口——鸡、鸭、牛、羊，供他们享用。其他船员就吃得不好，没有水果, 没有蔬菜。因为缺少维生素而掉光了牙齿。”
尤兰乌勒芒一点没有忌讳“哥德堡Ⅰ号”上的不平等现象。这位身子骨还很壮实的老头看不出已经八十多岁，他是瑞典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高级顾问，经常从事义务讲解员的工作。
1743年8月29日，“哥德堡Ⅰ号”抵达印尼爪哇。根据随船牧师彼特霍尔莫兹的日记记载，由于食物和淡水严重匮乏，加上疾病的折磨，船上已有21名水手丧生。
“哥德堡I号”经过单调乏味的长途跋涉，从南中国海进入珠江，1744年9月8日，水手们终于眺望到远处的琶洲塔，欣喜若狂，因为目的地广州就在眼前。
“哥德堡I号”停泊在黄埔古港，水手们忙于补充淡水和食物，并且尝试广州人“饮早茶”的美妙之处。商人们却马上带上他们的白银奔向黄埔直街、十三行等多处集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购回瓷器50多万件100吨、茶叶370吨以及大批丝绸。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都是当时欧洲人最喜欢、最流行的商品。
在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遗迹随处可见，它和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早已融为一体。
南海神庙位于黄埔，公元594年由当时的中国皇帝下诏兴建，是一座祭祀海神的官方庙宇。漫长的历史当中，中外船舶在广州出海之前，一定要到这里祈求一帆风顺，海不扬波。
和南海神庙隔江遥遥相望的黄埔村，已经被考古学家们确认为黄埔古港的遗址所在，黄埔古港是明清广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以来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港口。
广州叫黄埔的地方很多，但黄埔村应是这个地名最早的出处。说来还有一段掌故，话说黄埔村原本叫“凤浦”，清代的时候这里停靠了许多外国商船，外国人发音不准，老是把“凤浦”说成 “黄埔”，久而久之，原来的“凤浦”反没人叫了，终于成了“黄埔”村。
现在的黄埔村仍是一派古朴景色。村中保留的大量遗迹和文物，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世代繁盛，见证了黄埔古港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也见证了广州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在文物专家的眼中，黄埔村俨然是一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活的博物馆，这里的建筑风格和哥德堡东印度公司迥异，但访客的感受完全可以对接——最有价值的历史就存在于当下人们的内心。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林家劲带我们来到这里，比划着向我们描绘当年的黄埔古港：“当时这里有很多外国商船进入内河进行贸易，因为这里是个海关关卡，所有外国商船要通过这个关卡才能进入广州。这个地方当时除了海关关卡以外，还有兵营，还有一些外国仓库都在这一带。”
黄埔古港原称酱园码头，现在岸边仍保留一条“海傍街”，从前紧靠码头，是一个繁闹的集市，商铺林立，现在村民建房还不时挖出当时的木桩和桩基。附近散落着大量的石碑和外国海员、商人的墓碑，并有多种文字的碑文。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余定邦教授解释：“这些墓碑的存在就说明当时这个港口在‘一口通商’时代，很多外国商人来这里经商，他们不是简单地一来就走，有些还比较长时间留在这里经商，才使得有部分商人在这里去世后葬在这里。” 瑞典船长史凯尔的三位先人应该就是长眠在这里。
黄埔直街是当年重要的贸易区，现在大体还能看出清代末期街道的特色，这里原来还有许多庙宇，都是与航海和海外贸易有关的，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的碑记记载着清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征税的重要史料。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教授杨万秀喜欢用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清代时广州的外贸有了很大的发展，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实行‘一口通商’，各个国家来中国贸易都要来到广州，经过广州海关。在1757年来广州的外国船舶是9艘，到了1836年达到199艘之多。”
黄埔古港兴旺发达的时候，正是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是近代西方商人津津乐道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英国人威廉•希克1769年来过广州，他对广州赞不绝口：“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除了瑞典的“哥德堡号”，黄埔古港还停泊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等外国商船，在这段日子当中，有谁敢不承认广州“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平心而论，这段辉煌的历史广州的博物馆里也有展示，却总不如香港历史博物馆介绍得详尽。谭兆璋说：“广州和香港都得益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才繁华起来，广州历史悠久，香港的历史却要短得多了。”谭兆璋原是一家美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裁，因为喜欢收藏和研究地图，干脆自己成立了马可波罗地图馆，自称为“图行者”舍弃了“奔驰”每天坐地铁、“巴士”为地图奔忙。他收藏的西方地图中，就有不少广州当年的面貌，在哪儿都难得一见：“这张是1740年西方人的画，可以看到大的商船已经登陆广州，那时候有十几个国家在广州设立商社，大的买卖通过这个口岸交易，一幅非常繁荣的商贸活动的景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站、西方的终点站就是在广州。”
广州素有重商传统，说哥德堡人的胆子大，广州人的胆子其实也不小。我们在瑞典看到的清代中国瓷器，上面居然像模像样地描画着欧洲人的国旗和家徽，这种就是“订烧瓷”——按照客户的订单和要求进行生产。有古书记载：“欧重华彩(欧洲人喜欢浓重的彩色)，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没有图案的白瓷)，运至粤垣(运到广东)，另雇工匠，依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今海珠区)，开炉烘染，制成漆器，然后售之西商(卖给西方商人)。”可见广州人的脑筋很灵活，而且颇为遵守国际上的商业规范，这也难怪哥德堡人会不远万里踏浪而来了。
开放始终是广州城市传统中最值得珍视的特质。2002年一家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居民中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地居民都认同广州是其中最开放的城市。
回望这座城市的历史，广州一直是中国向世界敞开的一扇或明或暗的窗口。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疯狂、封闭的岁月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俗称广交会)也没有中止过。
瑞典商人与广交会有不解之缘。1955年第一届广交会上，就是一位瑞典商人拿到了第一张入场券。瑞典商人可可扎从1966年开始参加广交会，以后每期必到，没有一届缺席，至今他还保留着当时获赠的“小红书”，到处向人炫耀。
黄埔村和黄埔古港，来自遥远欧洲的“哥德堡号”曾经在这里停泊。珠江如玉带般在琶洲塔和一望无垠的万亩果园旁缓缓流过。不远处，一座超大型的现代化建筑——广州国际会展中心悄然崛起，根据可靠消息，广交会未来将迁到这里举行。历史走了一圈，“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现代国际贸易盛会又在黄埔古港一带找到了交汇点。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Ⅰ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
1745年9月12日，“哥德堡Ⅰ号”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离开哥德堡30个月的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的陆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Ⅰ号”船头触礁随即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Ⅰ号”凯旋的人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未有任何伤亡。
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Ⅰ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这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它最后沉没在南非，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关闭。世界上有过许多东印度公司，但哥德堡人希望大家了解这段历史：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
时光流逝，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哥德堡Ⅰ号”和船上2/3的货物长眠海底，默默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1984年，瑞典的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沉睡海底的“哥德堡Ⅰ号”残骸。当时发现古沉船的潜水员塞弗林松和我们乘船出海，在8号灯塔附近的海面上，他回忆道：“我们当时挖掘至水底1.5米深的地方。在发现沉船残骸时，残骸上覆盖着20厘米厚的淤泥。在灯塔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些包装货物的箱子。在残骸中，我们发现了许多陶瓷碎片和一些完整的陶瓷，还有茶叶和其他一些货物。”这次潜水考古使古沉船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引起哥德堡人浓厚兴趣。
1986年开始，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发掘工作持续了近十年，打捞上来4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9吨重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大部分具有中国传统的图案花纹，少量绘有欧洲特色图案，显然是当年“哥德堡号”为特定客户专门订购的 “订烧瓷”。更加让人们吃惊的是，打捞上来的部分茶叶色味尚存，至今仍可放心饮用。哥德堡人将一小包茶叶送回了它的故乡广州，供广州博物馆公开展出。
“哥德堡I号”的考古发掘直接导致了东印度公司的新生。 “哥德堡号”基金会和新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一群热心人的讨论中酝酿成形，那就是要以“哥德堡I号”为原型，建造“哥德堡Ⅲ号”仿古商船，并且要沿着先人的航线，重抵中国广州。
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哥德堡I号”的一些部件，为重建提供了许多外形和结构上的参考。1993年，瑞典新东印度公司开始筹划仿造“哥德堡号”，实施如此庞大的计划，资金的筹集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瑞典新东印度公司市场部主任安友里斯汀姗黛说：当时筹资非常困难，需要我们跟赞助公司解释清楚这个活动的意义，让他们相信这个活动对国家和公司今后国际市场的开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好处。安友里斯汀姗黛曾经在“沃尔沃”汽车公司任职，但现在她全部的工作就是向全世界推广“哥德堡Ⅲ号”这个很具想象力的计划。
1995年6月11日，“哥德堡Ⅲ号” 安放龙骨开工建造，新地船厂举行了传统风格的盛大典礼，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成为这项工程的监护人。1996年，瑞典政府组成基金会接手重建计划，“哥德堡Ⅲ号”得到瑞典西哥特兰省政府、哥德堡市政府以及商界和市民的热烈支持。
粗略的估算，重建“哥德堡号”要花费约3亿瑞典克郎(币值与人民币差不多)，而完成整个航行还要再投入2亿克郎，资金来源包括国家、省和市的政府投入、大公司赞助、参观旅游收入、社会各界捐助和志愿者活动贡献等几个方面。从短期看，这个庞大的项目似乎看不到什么盈利的前景，但哥德堡人更看重这个项目背后的深远意义和长远效益。瑞典新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透露，这个项目现在仍然看不到赚钱的迹象，但他认为这个项目能够促进瑞中文化经贸发展，将来一定也能赚钱。哥德堡市第一副市长芮德凯在曾经接待过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的会客厅里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他说“我深信这个项目对中国人民是极具吸引力的，与此同时, 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瑞典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因为瑞典人对于这段历史没有太多的了解，这个项目某种程度上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可以更多地了解瑞典。”
为了重现“哥德堡Ⅰ号”当年的建造过程，“哥德堡Ⅲ号”沿用了大量的传统手工技艺。建造“哥德堡Ⅲ号”所需的橡木全部采自北欧某国的原始森林，工人们将木材加工后制成各种船体部件。它的主桅杆由好几块橡木组接而成，高47米，重约6吨，制造桅杆的车间有好几位木匠在忙，其中一位是年青的女性，她用木刨整饰桅杆的表面，动作很是熟练。全船所需金属部件以及65000口铁钉，也全部由人工打制。不用说，船上所用的大量绳索也是手工一条条编制而成，并且作了防水处理，负责制绳的一位老师傅很有艺术家气质。船帆更是壮观，共10面总面积达1900平方米，最大的帆重达450公斤，帆上面有85000个针眼，全部由人工缝制，制帆的车间有小型体育馆那样宽敞，特别的是操作针线的工人全是大汉，他们看上去很耐心也很细心，和外貌形成鲜明反差。
建成后的“哥德堡Ⅲ号”长40米，宽11米，高11米，吃水深5.26米，船体重量1350吨，与它的原型 “哥德堡Ⅰ号”在形状、结构、大小上基本相同，显然，哥德堡人力图使“哥德堡Ⅲ号”与“哥德堡Ⅰ号”无论在外形及神韵上都如出一辙。
建造“哥德堡Ⅲ号”的工匠们绝大多数是志愿者，只领取小部分的劳动报酬，他们中有许多人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投身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冒险计划，除了重建“哥德堡号”的魅力，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随船到中国去。年青的木匠茜茜里亚是男子汉部落中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她坦言：“我喜欢航海，我希望能随船去中国。”他们都在等待着远航的那个时刻，这批志愿者中的部分幸运者将会被挑选出来，跟随“哥德堡Ⅲ号”扬帆远行到中国广州。瑞典民族酷爱航海，在他们眼中，这肯定是一次梦幻般的伟大旅程。
哥德堡人很有生意头脑，新地船厂顺理成章地增加了旅游的功能，成为了一家极为直观的造船博物馆。每年有15万人到这里参观，游客来自世界各地，人们都在关心重建计划的进展。我发现来这里旅游的主要是三类人：小孩、老人和外国人。一群一群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手里拿着笔记本前来学习哥德堡最引以为豪的手艺和历史，然后在一幅广州的大型壁画前嬉戏。有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广州，这些小孩指着壁画上的黄埔古港，笑得非常开心。
2003年6月6日是瑞典人特别是哥德堡人的大日子，“哥德堡Ⅲ号” 会在这一天也就是瑞典国庆日下水，届时将举行有国王和王后参加的隆重的下水仪式，瑞典王后会亲自为它命名。据称国庆日国王和王后应该留在首都斯德哥尔摩，这次是为“哥德堡Ⅲ号”首破惯例。
2004年6月，“哥德堡Ⅲ号”可以完成全部工程， 10月正式启航，从哥德堡出发，经西班牙加的斯港、巴西北部的累西腓，绕过非洲好望角、印度洋，经过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印尼雅加达，预计2005年7月15日到达中国广州，“哥德堡Ⅲ号”航线与250多年前“哥德堡Ⅰ号”航线基本相同，往返航行35000海里，耗时两年多，沿途访问20多个城市与港口。回到哥德堡以后，这艘船将作为博物馆陈列。
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哥德堡Ⅲ号”基本上以风力和水力作为驱动，但与“哥德堡Ⅰ号”不同的是，“哥德堡Ⅲ号”加装了两台“沃尔沃”赠送的发动机，主要是方便进出港口——现代港口的情况都比较复杂，使用发动机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风向不对船只进退两难的尴尬。
为了使复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哥德堡和广州保持了紧密的接触。2002年10月，以瑞典西哥特兰省第一副省长戈兰•本特松为首的代表团到访广州，与广州方面就2003年下水仪式及2005年抵达广州有关事宜进行了会谈，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广州市容，还专门考察了珠江航道。戈兰•本特松说：“2005年哥德堡号重返广州，我认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盛会。我们一直在为哥德堡号重返广州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商讨，包括风向、财务、航道等因素，确保航行的顺利进行。”而哥德堡Ⅲ号航海计划负责人、退休海军一级上校尼尔斯奥弗•延松就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航行不存在什么大问题。我可以非常高兴地说，2005年‘哥德堡号’会如期抵达广州。”
在哥德堡人的心目中，“哥德堡号”代表着一段极其光荣的历史，重现这段历史，将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现在，也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跨越四个世纪的旅程，跨越四个世纪的期待，这样的壮举，这样的激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呢？瑞典新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我可以想象，‘哥德堡号’若能重新起航，哥德堡人能随船航行，那感觉就跟人类登上月球一样激动!”
中国海军原装备部部长郑明少将一直关注着“哥德堡号”重建复航计划的进展，这位一说到造船航海就兴奋不已的老人，在和我们热烈讨论哥德堡见闻之后，执笔给广州市领导写了一份建议书：“为了迎接‘哥德堡Ⅲ号’仿古商船的到来，依照国际海上船舶交往礼节惯例，我国似宜有一艘相应的中华仿古木帆船，去港外迎接并引导外国船至停泊地。”他设想这艘“中华仿古广船”可以停留在广州港或者在广东沿海游弋驻泊，成为代表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胜地，工程的开展和计划的实施参照“哥德堡Ⅲ号”的运作方式。目前为止，我知道这位可敬的老人还在为他的梦想奔走努力。
快要离开哥德堡的时候，和东印度船厂的相关人士告别，走出厂门，我惊奇地发现，两株高大的乔木上挂满红豆，古诗有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广州极常见的红豆为何也盛放在北欧的深秋，它们是否来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的广州？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疑问，但满树红豆的确使我对哥德堡平添了几分亲近，一瞬间，我似乎同时看到了历史、现在、还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