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体拥有人数最多的受众群体，承担着公众对媒体的很大期望，但在较长的时间里，媒体传播与公众期望背离的情形却在相当范围出现。一方面，77.3%的观众认为电视新闻报道应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的观众赞成应增强“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在一次座谈会上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所以有行内人士感慨：“央视舆论监督尚且如此，更何况其它地方媒体了。《焦点访谈》的苦衷折射出我国舆论监督的困难。”
电视媒体的关注点游离在公众的需要之外，更加突出的是，会议报道、官员动态充斥各级电视台的各个时段，令观众生厌。中央高层如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时期也都就此作过尖锐的批评，直到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要求媒体改进会议报道，电视媒体“重官轻民”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官方媒体报道，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改进会议报道的要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大大压缩会议消息，“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广泛认同，成效显著。……市场占有率在该时段提高了2%。”其实，电视报道要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在行政主导的社会结构里，政府的“偏好”通常就是媒体的“偏好”，另一方面，政府的“失语”往往也导致了媒体的“失语”。国家统计局2004年4月公布在广东全省各地级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电视、报纸、广播仍是公众选择最多的主流媒体——广东居民经常接触的媒体是电视，超过85.4%的人经常收看电视，主流媒体的“失语”导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假如85.4%的公众从电视上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可以推断，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就会求助于边缘媒体(如网站与短信)，边缘媒体汇集民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时候，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形同虚设。
主流媒体背离主流民意，这场搏奕中没有胜利者。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署名文章指：“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意关系到政权兴衰，中国政府当然要重视，而且必须高度重视，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有节有度的重视，而不是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需要’而重视。”
(摘引自本人2004年撰写的《中国电视媒体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困惑》，该文获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论文类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