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已融入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范围。 我们一行10人早上8点从广州出发，驱车经南沙快速过虎门大桥、广深高速到深圳落马洲口岸，再换乘东铁进入香港市区，搭三程地铁后冒雨抵达NOW宽频位于鲫鱼涌电讯盈科中心的写字楼，刚好是午饭时间。 与NOW宽频高层午餐后洽谈至下午5点，到红堪火车站吃了个快餐，搭乘傍晚7点20分的直通车回广州，晚上9点多回到广州。虽然时间有点紧，但穗港之间一日来回的公干完全没有问题。 空间上已经拉近，但两地的媒体环境依然有天壤之别。 NOW宽频是电讯盈科集团下属的媒体，是香港首个也是目前最大的IPTV公司。2003年9月启播，电视信号经由“小超人”李泽楷所有的电讯盈科的“网上行”宽频网络传送，目前拥有近200条电视频道，用户90多万，其中大部分为付费用户，与其竞争对手九仓有线电视用户数基本相当，但九仓有线历史比NOW长十年，故NOW内部人士认为，其发展空间更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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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算媒体中人，其实跟别的媒体没什么交道，以前“亲自”拍片的时候还好，现在猫在办公室里，更是不知魏晋。 昨晚有机会跟本地一家平面媒体的高中层小叙，嘻嘻哈哈之中，都说在压抑的媒体环境中寻找开心。他们是省级媒体，跟省城党政领导的关系很搞笑，比方他们对省城“不小心”做了正面报道，领导们非常感动请吃饭以表谢意；又比方他们“处心积虑”弄出些负面报道，领导们仍然会请他们吃饭，在饭局上敲打敲打，“肯定是鸿门宴”，他们说。 城市媒体不一样，不管做得好做不好，饭都是没得吃的。宣传纪律，中央的、省的都要严格执行，外加本地的纪律，比省的媒体白白多了一道枷锁，连村干部、街道干部都能调动市委宣传部训斥媒体的时候，你跳起舞来姿势只会更加丑怪。省媒体对省城党政领导的态度不一样，有空、有心情拿出来捉弄一番，顺便赢取发行量和收视率。 他们说省城的交警在与省媒体“长期斗争”中练就一身好本领，对交警做过批评报道的记者编辑——他们通常是机动部或别的什么部门的人而不是跑线记者，很快都会收到牛肉干，不服气的亲自跑到交警队一看，自己在车里的一举一动全被摄像头抓了现场，不低头都不行。个别记者编辑没驾照，交警的领导还会耐心地劝他们赶快考一个，为他们尽早上路提供方便，其实交警们像领导们一样，蛮娱乐的。 有媒体高层说：“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新闻理想，狗屁，原来都是娱记。”据说一些记者在QQ、MSN、BLOG上眉飞色舞、汹涌澎湃，但登在报纸上的稿干巴得不行，所以又有一种说法：“审稿是万恶之源。”
央视《焦点访谈》曾经高举舆论监督旗帜，被前总理誉为“人民喉舌”，我辈后生也晚，虽然做舆论监督的时间也和《焦点访谈》不相上下，不过以CCTV独步全国的超然地位，当时对它无比敬仰，奉为魁首。 星移斗转，近几年《焦点访谈》歌舞升平、颂歌频响，急需钙中钙的样子，行内人士不提这个节目了，直到最近他们闹出采访实习生的风波。 《焦点访谈》的具体情节不清楚，但采访实习生古已有之。记得某年(1995或者1996年，够古老的吧？)春节前，奉命审看一个迎春花市的专题，整个片子无懈可击，除了花潮人海，几位靓女前后出镜接受记者采访，同期声清晰甜美，纷纷赞誉春天和我们身处的这座美丽城市的诸多关系，正想在审片记录签名收工回家过年…… 咦，不对呀，几位靓女怎么那么眼熟？当时年轻，担心资历不够编导不说实话，于是严肃地问：你小子采访的是实习生？于是那个编导承认，于是要求统统剪掉，于是在审片纪录上字正腔圆地题写“次可播”，于是那小子可怜地被扣掉劳务费若干。 研究发现，我们要采访人话(正常人说的话)没实习生什么事，该找谁找谁，该什么事就什么事，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当事人一般会跟你娓娓道来，草根阶层甚至会有神采有幽默有突如其来的比喻；采访鬼话(假话、空话，并非出自人类的话)，那就非得实习生不可，他们很听话，他们很服从，他们很理解，他们会把这个视作迈向新闻职业生涯的一大步，他们心领神会地，把鬼话说得人话似的! 实习生不坏，记者不坏，都是制度的错，我们为什么源源不断地需要鬼话？ 所以手上有点小权利以后，给大家定了几条规矩，自己也要率先垂范的，一是不能说人话的时候那就乖乖闭嘴，不说话也不要说鬼话，不说话没人当你哑的；二是不准采访实习生，不准采访自己的同学朋友亲戚即使是远房的……。过了两年，意犹未尽之下又添一条，未经批准不得采访律师和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同事们瞪着大眼睛问为什么？ 我发现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回答。
电视媒体拥有人数最多的受众群体，承担着公众对媒体的很大期望，但在较长的时间里，媒体传播与公众期望背离的情形却在相当范围出现。一方面，77.3%的观众认为电视新闻报道应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的观众赞成应增强“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在一次座谈会上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所以有行内人士感慨：“央视舆论监督尚且如此，更何况其它地方媒体了。《焦点访谈》的苦衷折射出我国舆论监督的困难。” 电视媒体的关注点游离在公众的需要之外，更加突出的是，会议报道、官员动态充斥各级电视台的各个时段，令观众生厌。中央高层如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时期也都就此作过尖锐的批评，直到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要求媒体改进会议报道，电视媒体“重官轻民”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官方媒体报道，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改进会议报道的要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大大压缩会议消息，“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广泛认同，成效显著。……市场占有率在该时段提高了2%。”其实，电视报道要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在行政主导的社会结构里，政府的“偏好”通常就是媒体的“偏好”，另一方面，政府的“失语”往往也导致了媒体的“失语”。国家统计局2004年4月公布在广东全省各地级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电视、报纸、广播仍是公众选择最多的主流媒体——广东居民经常接触的媒体是电视，超过85.4%的人经常收看电视，主流媒体的“失语”导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假如85.4%的公众从电视上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可以推断，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就会求助于边缘媒体(如网站与短信)，边缘媒体汇集民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时候，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形同虚设。 主流媒体背离主流民意，这场搏奕中没有胜利者。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署名文章指：“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意关系到政权兴衰，中国政府当然要重视，而且必须高度重视，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有节有度的重视，而不是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需要’而重视。” (摘引自本人2004年撰写的《中国电视媒体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困惑》，该文获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论文类二等奖)